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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麻防工作情缘
2017-2-15 10:08:13????新闻来源:中国麻风防治协会

1964年9月,我毕业于原湖南医学院医疗系,分配在原大庸县人民医院工作,199911月退休。期间,在原大庸县漩水医疗站从事麻风防治工作14年,此段经历铭记心间,终生难忘。


奔赴麻风村


当时,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来到湘西地区,还是比较稀罕的,我算全科医生,内、外、妇、儿科班都上,工作特别肯干,是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。

1967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,大庸也难幸免,医院正常医疗秩序被打乱。当时的医疗重点是面向农村、基层,大批医护人员都下放到乡村医院。我被安排在县漩水麻风医疗站,其时我刚结婚4个月。

医疗站位于距县城约20公里的一座高山上,在原三家馆公社辖区内,附近是漩水林场。该站管辖的麻风村有180多位病人。麻风村、医疗站被森林环抱,周围天坑密布,这里原叫麻空山,建了麻风村后人们就叫它麻风山。这里是那个年代选址隔离麻风人的好地方,但交通极为不便,工作条件艰苦,生活孤独,还要受到歧视,是人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

我是常德市人,能来到湘西工作,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,现又要下到麻风村去,实在是不愿意,但除了服从,我别无选择。通过痛苦的思想斗争,我振作精神,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,暗下决心,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。

1969年16日,临近中午,一位长者牵着一匹马来到我家门口,经询问,得知是麻风村的陈伯,是专门为医疗站、麻风村搞运输的后勤人员。从县城到麻风村不通车路,站里工作人员所需医疗、生活等物资及村里病人日常生活用品和部分生产资料全靠马驼。一般是头天上街,第二天赶回站里,一年到头,就是这样两头跑。

陈伯是站里派来专门接我上山的。我整理了行囊,一床铺盖,一袋书籍和日常生活用品,分别装在马背上的两个大篓子里,我又背了一个小袋子,告别了家人,与陈伯上路,妻子带着凄凉的神色目送我远去。

陈伯是位慈祥而古板的老头,是湖南澧县那边的人,出身贫苦,建村早期就来到医疗站,终生以马为伴。中共永定区皮防所现任党支部书记陈克文,就是陈伯的儿子。路上,我们很少话语,他在前面牵着马儿走,我跟着马后行,一路遐想联翩。路越走越窄,山越爬越高,人越来越少,树越来越密。道路崎岖不平,爬山上陡坡时,我就在后面帮助掀马屁股,东西抖落出来,就在后面捡起。临近黄昏,终抵目的地——大庸县漩水医疗站。

医疗站建在麻风山的一坐小山包上,我们叫这里为"中堡",山下周围就是麻风村。中堡前面是几间土木房,是办公用房,后面是两排木板房,是职工宿舍。我被安排在靠后的一间木房。安顿下来,我开始精心布置房间,找来一些旧报纸,将整个屋内裱了一个遍。站里开会时,领导表扬我,说像是安心的样子。来站就受到表扬,增强了我的信心。


艰苦创业建新村


我来时,站里就十多个人,远离县城,物质供应匮乏,生活条件艰苦。但优势是山地多、时间充裕。我们就自力更生,艰苦创业:山上开荒种包谷、燕麦、红薯、油菜、黄豆、花生等,还有各种蔬菜和中药。养有两头大肥猪,经常轮班扯猪草。还常上山砍柴、捡丛菌。前辈们在山上种了很多橘子树,当时正是摘果子的时候。站里有一颗大柿花树,每年都要结出200多个大柿子,我是爬树的高手,基本上都要摘得一个不留。季节到了,就上山采茶籽,多是生产队采过后的二遍茶。山上还有很多板栗、猕猴桃、枣子等野生果,都要收入囊中。集体劳作时,笑语不断,倒是另有一番乐趣。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,好似隐居部落。自给多余的东西,就分到个人带回家,别人见了,还很羡慕的。

为了给菜园子扎棚搭架,一次上山砍竹子,我钻进了竹丛,越走越深,找不到回来的路。后来走到了悬崖边,下面是万丈深渊,吓出我一身冷汗。这还不算恐怖的,有次我从街上回站,由于动身迟了,上山时我抄近走了条新路。天渐昏暗,很快就漆黑一团,伸手不见五指,又未随身携带照明用具。我迷失了方向,走进了草丛。这时我害怕极了,不是怕鬼,而是怕蛇。这里山上蛇很多,还不少毒蛇,我白天上山就遇到过多次。这次要是碰上了,肯定九死一生。

山上最艰苦的还是缺水,这里是峰谷岩溶地貌,雨水尽沿天坑流浸到地下阴河,水源奇缺。中堡半山腰有口凉水井,是站里唯一的饮用水源,我经常帮厨担水。遇到天旱,人畜饮水就成了大问题。为了解决职工饮水问题,1975年,医疗站从中堡迁到另一个山包,但并没解决根本问题。村里病人自己动手,兴修了一些山塘水池,但稍遇天旱就塘枯池干。1978年夏的一场大旱,水源枯竭,站里职工要到10余里之外的山下响水洞挑水,我一天只挑了两回。村里病人就多到漩水水库挑水,村里有头大水牛都渴死了。后来县卫生局派救护车,县政府又派消防车,给我们送水,才得以缓解。为了彻底解决饮用水问题,拟将响水洞阴河水抽上山,但需安装二级高压水泵,终因资金短缺,没能实现。

70年代初,县城到三家馆修通了公路,使我们看到了希望。1976年末,我们组织全村病人,自己动手修路,花了14个月时间,用工13千个,修通了一条5.2公里的简易车路,由村里到山下与公路相连,打通了通往外面的世界。1978125日通车那天,当救护车抵达麻风村,全村病人欢呼雀跃。通车后,站里买了一部客货两用三轮摩托车,基本上解决了麻风村交通运输问题。我有一部永久牌自行车,以前骑车从街上去站里,到了小河坎就将车寄放在别人家里。通了车路,我就边骑边推,直到医疗站,虽很辛苦,但我乐在其中。

组织病人生产自救,是医疗站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政府的救济款有限,要提高生活水平,只能靠自力更生。麻风村按照生产队的建制,划分田地和生产工具,病人劳动实行评工记分。轻病人是农业生产主要劳力,妇女从事副业生产。残疾病人也没闲着,没有脚的,就跪着扯猪草。我看到一位病人,十指已萎缩,成了杵子,修路时还用残掌帮助搬石头,十分感人。为了帮助病人增加收入,19785月,我特意到阳湖坪、黄家舖园艺场考察 ,给村里引进了长毛兔良种,办起了养兔场。

山上长期无电,生产滞后,生活不便。没有什么娱乐,吃了晚饭,就坐在塔子里瞎扯。1980年由政府出资,于9月份架通了一条6500米长的输电高压线,结束了麻风村无电的历史。随后,电动机、打米机、磨粉机、电影机、电视机、X光机都有了,麻风村、医疗站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
为了丰富病人的政治、文化生活,我们组织病人学习时事政治,开展文化娱乐活动。首先抓了病人的党支部建设,村支部发挥了政治核心和纽带作用。还成立了团支部、民兵、妇女组织。办学习班是常用的形式,还不时召开住村病人大会,给他们做形势报告,宣讲麻风防治知识,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,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。村里还办起了业余学校,病人中有位原小学老师,担任文化教员。村里还组建了文艺宣传队,病人自排自演节目,唱山歌,唱阳性,演花灯,演话剧,打渔古筒,打三棒鼓。每逢节日或欢送病人出村,都要举办文娱晚会。后来站里有了电影放映机,村里文化娱乐生活就更丰富了。每次给村里放电影,病人就早早吃过晚饭,坐在村委会的前坪里等着。1982年,为村里购置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更是锦上添花。

病人由不安心麻风村,到安心;从逃离麻风村,到眷恋麻风村。建村初期,病人逃离麻风村是常有的事,有的跑回去了,当地生产队又将他捆起送了来,但一转背,他又跑了。麻风村的变化,成了部分病人养老的最好归属。至1982年底,麻风治愈留村的就有16人,有的残疾病人还在村里结婚成家了。


开创麻防工作新局面


我刚来到医疗站时,住村病人无病案,历史资料残缺不全。我把建立一套完整的病例档案视为己责,意在厘清建村以来病人的个案资料。我查遍残存的资料,询问站里同仁,走访住村病人,获得大量线索。再利用下乡搞麻风调查和给病人送药的机会,进一步查访落实。有时为了弄清一个病人的情况,还专程走进偏僻山村乡。

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,1974年终于查清了全县麻风人的底细,并逐一建立了病案,成立了病案室,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,为全县麻风防治工作提供了支持。自1953年建村以来至1983年,全县共发现麻风人658例,我绘制了一张大庸县麻风分布图。当时全县34个公社均有麻风发生,分布在370个大队、15个农林场和永定区,95.4%是农民。

麻风调查是麻风防治工作的基础,站里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。线索调查是经常性的工作,过滤性普查基本上每年开展一次,先由卫生局召开全县麻风普查工作会议,对区、社医院防疫专干及场、矿医生进行技术培训,并到麻风村参观见习,下面再培训"赤脚医生"。普查时,层层过滤,上报可疑对象,医疗站医生分头到各地参与普查并负责确诊。1973年,县里首次开展了6岁以上全人口麻风普查,成立了有县计委、卫生局、民政局等部门参加的普查领导小组,县革委会副主任昌光荣任组长;下面层层宣传发动,声势浩大,路人皆知。群众见到拿鸡毛的人,就知道是普查组来了——因普查时往往用鸡毛触扫皮肤探测知觉。我编辑的《麻风防治手册》还推广到了全州。

普查工作不单是一门技术活,还要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。由于人们对麻风抱有世俗偏见和缺乏科学认识,有的可疑对象隐匿病史,躲避检查,发现一个病人往往要反复折腾。一次,我到新桥地区普查,有个生产队的一位姑娘迟迟不出现,第3次去才找到她;检查时她又不配合,最终在其臀部发现了麻风斑而确诊。

在调查中,我走遍了全县所有公社、农林场和大部分生产大队。从工厂到学校,从猪石头林场到大庸农场,从天门山上到温塘溪畔,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19748月,我在茅岗地区搞麻风调查,到了青安坪,没有回来的车,我就步行绕道桑植。走了大半天,偌大的山区,连个问路的人都没见到。到了桑植县城,已是灯火明亮,来到桑植县人民医院,还见到了我大学的同学廖丽君。

在麻风普查的同时,对全县麻风人进行了普治。没有收住院的就实行门诊治疗,站里成立了一个防疫组,定期送药上门。

预防治疗麻风是我们的核心任务。70年代是麻风防治工作的鼎盛时期,站里拥有各类医药技人员14人,老中青皆有,中西草医及药剂、捡验、放射人员齐全。并多次组织到外地参观、进修,医技水平得到不断提高。

治疗多采用中西医结合,开展了熏蒸疗法、新医疗法、手术疗法等。70年代初,大兴中草药,全村种植中草药10余亩百多种,上山采集中草药千余斤,自制膏、酒、丸、针剂共40多种。为了发掘民间中草药,还先后请了两位民间草医来到医疗站。以田庭云医师领头制的"七0丸"被列为全州治疗麻风的科研题目。王三余医师研制的"电能皮肤温觉检查器"获得国家专利。我主导实施的"长效氨苯砜肌注预防性治疗"获自治州科技成果奖。

我们还开展了外科手术和康复治疗。植皮、植眉是常做的,遇到难度大的就请县里来医生支援,曾多次请外科胡复吾、五官科李荫国、妇产科黄承芝等医生来站,做过虹模开窗、残肢截除、女性节扎等手术。

遇到紧急病情,是对我们的最大考验。一天晚上,一住村病人突发呼吸困难,情况危急,我赶到后经仔细检查,诊断为自发性气胸,做了相应处理,病人转危为安。我平时积累的知识,在关键时候派上了用场,感到莫大的欣慰。

1977年某天,突然接到家里紧急电话,叫我立即赶回去。原来城里一片谣言,说我是"特务",被抓了,邻居不敢与我家人接近,我妻子来到街上,认识我的人见了她都另眼相看。妻子不明真相,心急如焚。为了辟谣,卫生局放我三天假,我带着5岁小孩天天在城里满街转,谣言不攻自破。原来是站里请的一位宋氏草医,他那套治疗麻风的药方效果不佳,被我建议辞退而对我心怀不满,到处散布谣言。

医疗站医术高明,在周边农村名气很大,附近群众来看病的不少,还有从县城里专程赶来的,为此,站里对外专门开放了普通门诊,有时我还骑着马儿出诊。

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,麻风防治取得显着成效。1969年,全县有麻风人257例,住村病人185例。至1983年,30年累计治愈病人456例,全县尚有未愈病人101例,大部在门诊治疗,住村病人仅16例。


人走心存麻风村


随着麻防工作形势的好转,部分工作人员调离医疗站,我于19829月由医疗站调回县人民医院。

麻防工作是我50年从医生涯中的一段难忘经历。在努力开展防治工作的同时,也增长了我的知识和阅历。我在医疗站入了党、晋升了皮肤科主治医师、担任了副站长。由于有在医疗站的工作基础,回到医院后,我率先在县里开创了皮肤病专科门诊,并晋升了皮肤科主任医师——市里唯一的。

1983年6月,我接到县卫生局通知,要我参与编纂《县卫生志》,我的任务是负责麻风防治这部分。我非常重视和专心,将我对麻风村的眷恋都倾注于此。我查阅了大量资料,深入调查,反复核实,花了半年时间,编纂了一本约2万字的专辑,刊登在《卫生志资料汇编》第13期上,收集在19845月版《大庸县卫生志》里,并撰写了相关论文《大庸县30年麻风防治效果考核》。

我在医院皮肤科坐诊,特别留意对麻风的鉴别,发现了不少麻风人,至1998年被我发现确诊的就有40例。为此撰写了《40例初诊麻风人报告》,摘登在《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》上。

遇到医疗站的老同事,就一起回味我们共同战斗的那段日子;看到村里的老病人,也会驻步与他攀谈,我与麻风村总有一种割不断的眷恋。医疗站现早已迁进城了,据说村里还居住着几位老残病人。麻风村现在是啥样呢,我总想去看看。

2012年111日,借永定区政府赴麻风村慰问住村病人之机,我也随车前往。到了麻风村,有位老年女病人一眼就认出了我当年她还是一位年轻姑娘。

我要追寻过去的记忆,朱双胜医生陪着我到处转,还特意到中堡看了我曾常去挑水的那口凉水井。我所熟悉的房屋,有的已成残垣断壁,村里一遍萧静。——这是历史的走向吧,麻风该是它消亡的时候啦。

(江功成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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